歷史，儀式和Minerva的貓頭鷹

一
資格考試結束的那一刻要早于我的意識，當老師們已經結束提問的時候，我還在撰寫著一個未完成的劇本。我緊握拳頭，等待b老師下一個問題的提出。不料眾位考官關切地重申：“結束了”。 我於是走出房間，聽到屋內陣陣歡笑。兩分鐘后，房門被推開，狹長的教室里，之前的歡笑化為四只溫暖的大手。

考完之後的兩個星期，我都在回憶那兩小時的場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在不斷地閃回。那兩小時是一場以傳報佳績而告終的儀式，還是一場五人之間智識之上對答的表演？也許，四位考官期許不同。b老師最貪婪，他要的是一場值得占據他和我的記憶的交鋒。

結果的確是這樣，它牢牢的佔據了我的記憶。考試當中，我將b老師提問的次序放在了其他三位考官之後。前面的一個半小時中，他等待著、儲蓄思緒。最終開始提問的時候，他迅速將先前考官那些表面上絲毫不相關的問題背後的知識和思路收攏，因此生成自己的問題，在和我的對答中剖析、切割，最後再收攏，提升為他的、也是為每一個在場觀眾所提出的問題。他苛刻、不容許我滑走，與他對答充滿著風險。但是我感謝他，因為他讓資格考試這個已經成為儀式的東西的形式趨向消亡，而讓儀式本身的功能－－提升並且確立彼此思想投入的價值－－凸顯。

考后的兩個星期，我去了威斯康新的田園，芝加哥的湖畔，而我沒有忘記帶著劍橋學派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將波考克的論文集，一本闡釋和總結其治學經歷的書。日間看到美麗的芝城天際線，出入57街滿懷芝大批判性學人氣息的舊書店，夜間則不自覺的進入和波氏的對答，似乎能夠幫我釐清那兩小時的經驗。他帶著半生的心得，我則揣著那兩小時的交鋒和一年來為其所付出的所有心智和感情的積累－－我自然是個微小的後來人。但是很快，我就發現了共識。我們都有強烈的意圖闡釋和反思自己在學理上的心得，我們把自己的、我們所閱讀到的他人的經驗哲學化，而更將歷史的緯度深入其中，構成一個思想者將他的經驗哲學化時不可缺失的支力點。我們共享對探討思想交鋒的歷史的興趣，並覺得其中暗藏一把能夠打開自己的鑰匙。

正如，在闡釋思想史家工作的技藝時，波氏果然借用了羅馬神話中、日後被黑格爾在闡釋哲學知識之反思意義的隱喻，那只Minerva肩膀上黃昏之時即會起飛的貓頭鷹。每一段進入視野的思想的歷史都是一次起飛后飛走的背影，每一次的起飛是對上一次的終結，更是延續，歷史由此通過每一個當下的意識而進入視野。於是，從歷史推及自己，那些經驗如此穩固地通過我的反思進入當下，我便知曉，有一只Minerva的貓頭鷹從我肩頭起飛了，我將自己置於了它的俯視之下。貓頭鷹，是因為“飛走”才讓人們望見的。

於是，我們並沒有一個連續的思想的歷史，或者說，它成不成為歷史，都在於它是否有被重申的那一刻，它有沒有放飛一直黃昏的貓頭鷹。x對於y有z這樣的影響和意義，這樣的命題本身並沒有價值（當然也許只有政治統治的價值）。波氏和b老師都在尋找一種他們眼中的歷史，一個可以標尺思考之維度的單位，而並非那個支持當下的秩序，為了儀式感的連續性和同一性而書寫的歷史。因此，如果思想的歷史只是存于大腦中一個個沒有統一形狀的圖紙（我相信是這樣的），那麼貓頭鷹起飛的那個黃昏的當下，就是我們不能放棄的著力點。在那一時刻，人們的語法和詞彙如同縫紉機的針腳，嗒嗒嗒不停地留下印記。b老師不要一件光潔無針腳可循的衣衫，他不在意完成儀式，而是要留下那些細密的針腳，其中有對答和啓發、更有懷疑的恐慌、有成功、更有失敗。面對60年代冷戰當中的法國局勢，Merleau-Ponty堅持拒絕在所謂“人道”和“集權”中做出對與錯的選擇。他於是求助思想的歷史，並將自己看作塑造這個歷史中的一員，聲稱：“思想的意義和價值，超過它生成和表達那一刻言語的本身命題和邏輯的正確與否。”如果他種有一棵思想的常青樹，那裡，不就是minerva的貓頭鷹深夜歇腳之處麼？我那微不足道的兩小時，也應該一直留存在那裡。

二
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我窺見思想之樹和夜間貓頭鷹的隱喻的時候，一些問題便接踵而來了。

荷尔德林曾經驚異于人類思想意識變遷之複雜，其複雜程度遠遠大于世界中我們稱之為“reality”的東西。尼采對此非常讚賞，用在自己《歷史的用途和濫用》一書中批評“歷史的用途和濫用”。這個歷史，正是我們上文說到的，尋求統一性和連續性的歷史。可是實際上，他生活的世界，並不是一個歷史意識強烈的世界，因為其現有的統治秩序並不在體制和道德上嚴重仰賴歷史掌故和儀式的認同。而他卻已經警覺于這不斷疊加的積極而毫無反思的歷史感所帶來的統一和平穩會遮擋人們的雙眼。他發現，一般的人們，只求要一件一勞永逸的毫無針腳可循的衣衫。而他永遠沒法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這樣的困境似乎是難免的。如果一個人總是能從“儀式一般幻覺的真實”中抽離出來，那麼他必然要和通過儀式來規範個體的社會敬而遠之，當然，代價就是，他沒有辦法再獲得儀式所能帶來的安全和滿足感了。我經常在一些儀式之後不斷地想，我並沒有由衷的快樂，而我也會懊惱，覺得沒有感到快樂就是罪過。老魚說，那些丟掉的快樂的確是找不回來的東西，為甚麼要強迫認可去挽留？聽到這句，我旋即認可並舒暢了。

幻覺的真實感的遺失，也就是絕對信仰的遺失，並不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人們總是將其歸咎於”現代性“，但其實它發生在每一個當下。“感覺不到快樂就是罪過”的論調，無奈地證明了我們所在的這個時空和體系，是一個多麼需要製造儀式、多麼需要安慰和獲得他人肯定之快樂的時代。可是，當一些公認的快樂的盒子從某一時刻被打開，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被波氏這樣的人肩頭的貓頭鷹而洞察的時候，回頭認可並尋找那個快樂，便是欺騙自己，同樣，用此推及別人，也更加麻煩了。我們的文明里沒有尼采，於是也沒有波氏這樣的後來人 。我們那些思想的常青樹和minerva貓頭鷹的棲息之地，始終被遮擋、被規劃、被再造儀式的光亮所掩蓋著。漆黑一片。

月前，從芝加哥回到波城。深夜，紅線地鐵之上，我和一個醉鬼流浪漢同坐一節車廂。我們都疲憊，有心頭事。我手裡捧著四本書：《新約新增翻譯》，盧梭《契約論》，史景遷《利瑪竇記憶之宮》，波考可《政治思想和歷史》。它們當中，一個是被稱之為文明之經典、其中每一枚詞彙都渴望被印證的文本，一個是暴露自己挑起論爭的文本，一個是隱藏自己以書寫故事為目的去解釋現實的文本，還有一個是將自己至於論爭之中而反思過往的文本。我開始做分類的遊戲：新約和史景遷的著作被我放在了一起，波考克和盧梭則歸成一組。歸根結蒂，歷史時空中的那些貓頭鷹們飛走的狀貌無非是如此的格局。史景遷的撰述在我看來隨《新約》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求得不露針腳的衣衫。只是在今天的時空里，類似于這樣的技藝不可能再如十二個門徒的講述有力量，徒剩那一挺脆弱的、只能仰仗主觀美感而被豎起和辨識的桅竿。

想到這裡，九年前入復旦時章老師的那句讓眾人都摸不到頭腦的話語突然出現在眼前：“歷史不是光，不是真理，而是對光和真理的讚美。” 他將此作為歷史系招生報考時給入學新生的第一課。這句話像極了波氏的看法：“思想史家必然是一個現代人（modern man）”。 我反覆掂量，章老師已經在幾年前的那個歷史時空種下一棵種子，這種子最終在我展轉哈佛園兩年之後、在那並不尋常于他人的考試中和b老師的對答中破了土。一只黃昏的貓頭鷹旋即起飛。考試結束時，走向門外的b老師停下身來，轉頭望著我，沒有了提問時苛刻嚴格的神色，一個鬼臉，輕聲道：“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