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儀式和Minerva的貓頭鷹

一
資格考試結束的那一刻要早于我的意識，當老師們已經結束提問的時候，我還在撰寫著一個未完成的劇本。我緊握拳頭，等待b老師下一個問題的提出。不料眾位考官關切地重申：“結束了”。 我於是走出房間，聽到屋內陣陣歡笑。兩分鐘后，房門被推開，狹長的教室里，之前的歡笑化為四只溫暖的大手。

考完之後的兩個星期，我都在回憶那兩小時的場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在不斷地閃回。那兩小時是一場以傳報佳績而告終的儀式，還是一場五人之間智識之上對答的表演？也許，四位考官期許不同。b老師最貪婪，他要的是一場值得占據他和我的記憶的交鋒。

結果的確是這樣，它牢牢的佔據了我的記憶。考試當中，我將b老師提問的次序放在了其他三位考官之後。前面的一個半小時中，他等待著、儲蓄思緒。最終開始提問的時候，他迅速將先前考官那些表面上絲毫不相關的問題背後的知識和思路收攏，因此生成自己的問題，在和我的對答中剖析、切割，最後再收攏，提升為他的、也是為每一個在場觀眾所提出的問題。他苛刻、不容許我滑走，與他對答充滿著風險。但是我感謝他，因為他讓資格考試這個已經成為儀式的東西的形式趨向消亡，而讓儀式本身的功能－－提升並且確立彼此思想投入的價值－－凸顯。

考后的兩個星期，我去了威斯康新的田園，芝加哥的湖畔，而我沒有忘記帶著劍橋學派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將波考克的論文集，一本闡釋和總結其治學經歷的書。日間看到美麗的芝城天際線，出入57街滿懷芝大批判性學人氣息的舊書店，夜間則不自覺的進入和波氏的對答，似乎能夠幫我釐清那兩小時的經驗。他帶著半生的心得，我則揣著那兩小時的交鋒和一年來為其所付出的所有心智和感情的積累－－我自然是個微小的後來人。但是很快，我就發現了共識。我們都有強烈的意圖闡釋和反思自己在學理上的心得，我們把自己的、我們所閱讀到的他人的經驗哲學化，而更將歷史的緯度深入其中，構成一個思想者將他的經驗哲學化時不可缺失的支力點。我們共享對探討思想交鋒的歷史的興趣，並覺得其中暗藏一把能夠打開自己的鑰匙。

正如，在闡釋思想史家工作的技藝時，波氏果然借用了羅馬神話中、日後被黑格爾在闡釋哲學知識之反思意義的隱喻，那只Minerva肩膀上黃昏之時即會起飛的貓頭鷹。每一段進入視野的思想的歷史都是一次起飛后飛走的背影，每一次的起飛是對上一次的終結，更是延續，歷史由此通過每一個當下的意識而進入視野。於是，從歷史推及自己，那些經驗如此穩固地通過我的反思進入當下，我便知曉，有一只Minerva的貓頭鷹從我肩頭起飛了，我將自己置於了它的俯視之下。貓頭鷹，是因為“飛走”才讓人們望見的。

於是，我們並沒有一個連續的思想的歷史，或者說，它成不成為歷史，都在於它是否有被重申的那一刻，它有沒有放飛一直黃昏的貓頭鷹。x對於y有z這樣的影響和意義，這樣的命題本身並沒有價值（當然也許只有政治統治的價值）。波氏和b老師都在尋找一種他們眼中的歷史，一個可以標尺思考之維度的單位，而並非那個支持當下的秩序，為了儀式感的連續性和同一性而書寫的歷史。因此，如果思想的歷史只是存于大腦中一個個沒有統一形狀的圖紙（我相信是這樣的），那麼貓頭鷹起飛的那個黃昏的當下，就是我們不能放棄的著力點。在那一時刻，人們的語法和詞彙如同縫紉機的針腳，嗒嗒嗒不停地留下印記。b老師不要一件光潔無針腳可循的衣衫，他不在意完成儀式，而是要留下那些細密的針腳，其中有對答和啓發、更有懷疑的恐慌、有成功、更有失敗。面對60年代冷戰當中的法國局勢，Merleau-Ponty堅持拒絕在所謂“人道”和“集權”中做出對與錯的選擇。他於是求助思想的歷史，並將自己看作塑造這個歷史中的一員，聲稱：“思想的意義和價值，超過它生成和表達那一刻言語的本身命題和邏輯的正確與否。”如果他種有一棵思想的常青樹，那裡，不就是minerva的貓頭鷹深夜歇腳之處麼？我那微不足道的兩小時，也應該一直留存在那裡。

二
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我窺見思想之樹和夜間貓頭鷹的隱喻的時候，一些問題便接踵而來了。

荷尔德林曾經驚異于人類思想意識變遷之複雜，其複雜程度遠遠大于世界中我們稱之為“reality”的東西。尼采對此非常讚賞，用在自己《歷史的用途和濫用》一書中批評“歷史的用途和濫用”。這個歷史，正是我們上文說到的，尋求統一性和連續性的歷史。可是實際上，他生活的世界，並不是一個歷史意識強烈的世界，因為其現有的統治秩序並不在體制和道德上嚴重仰賴歷史掌故和儀式的認同。而他卻已經警覺于這不斷疊加的積極而毫無反思的歷史感所帶來的統一和平穩會遮擋人們的雙眼。他發現，一般的人們，只求要一件一勞永逸的毫無針腳可循的衣衫。而他永遠沒法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這樣的困境似乎是難免的。如果一個人總是能從“儀式一般幻覺的真實”中抽離出來，那麼他必然要和通過儀式來規範個體的社會敬而遠之，當然，代價就是，他沒有辦法再獲得儀式所能帶來的安全和滿足感了。我經常在一些儀式之後不斷地想，我並沒有由衷的快樂，而我也會懊惱，覺得沒有感到快樂就是罪過。老魚說，那些丟掉的快樂的確是找不回來的東西，為甚麼要強迫認可去挽留？聽到這句，我旋即認可並舒暢了。

幻覺的真實感的遺失，也就是絕對信仰的遺失，並不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人們總是將其歸咎於”現代性“，但其實它發生在每一個當下。“感覺不到快樂就是罪過”的論調，無奈地證明了我們所在的這個時空和體系，是一個多麼需要製造儀式、多麼需要安慰和獲得他人肯定之快樂的時代。可是，當一些公認的快樂的盒子從某一時刻被打開，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被波氏這樣的人肩頭的貓頭鷹而洞察的時候，回頭認可並尋找那個快樂，便是欺騙自己，同樣，用此推及別人，也更加麻煩了。我們的文明里沒有尼采，於是也沒有波氏這樣的後來人 。我們那些思想的常青樹和minerva貓頭鷹的棲息之地，始終被遮擋、被規劃、被再造儀式的光亮所掩蓋著。漆黑一片。

月前，從芝加哥回到波城。深夜，紅線地鐵之上，我和一個醉鬼流浪漢同坐一節車廂。我們都疲憊，有心頭事。我手裡捧著四本書：《新約新增翻譯》，盧梭《契約論》，史景遷《利瑪竇記憶之宮》，波考可《政治思想和歷史》。它們當中，一個是被稱之為文明之經典、其中每一枚詞彙都渴望被印證的文本，一個是暴露自己挑起論爭的文本，一個是隱藏自己以書寫故事為目的去解釋現實的文本，還有一個是將自己至於論爭之中而反思過往的文本。我開始做分類的遊戲：新約和史景遷的著作被我放在了一起，波考克和盧梭則歸成一組。歸根結蒂，歷史時空中的那些貓頭鷹們飛走的狀貌無非是如此的格局。史景遷的撰述在我看來隨《新約》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求得不露針腳的衣衫。只是在今天的時空里，類似于這樣的技藝不可能再如十二個門徒的講述有力量，徒剩那一挺脆弱的、只能仰仗主觀美感而被豎起和辨識的桅竿。

想到這裡，九年前入復旦時章老師的那句讓眾人都摸不到頭腦的話語突然出現在眼前：“歷史不是光，不是真理，而是對光和真理的讚美。” 他將此作為歷史系招生報考時給入學新生的第一課。這句話像極了波氏的看法：“思想史家必然是一個現代人（modern man）”。 我反覆掂量，章老師已經在幾年前的那個歷史時空種下一棵種子，這種子最終在我展轉哈佛園兩年之後、在那並不尋常于他人的考試中和b老師的對答中破了土。一只黃昏的貓頭鷹旋即起飛。考試結束時，走向門外的b老師停下身來，轉頭望著我，沒有了提問時苛刻嚴格的神色，一個鬼臉，輕聲道：“很棒”。

旅途來信

曉川：

寒假里我一直掛念，到底應該如何給你敘述我的成長以及時常襲來的困惑－－這些終究複雜但十分快樂的情緒。我一直受累于自己的缺陷－－一方面沈溺于想法無邊無際、一方面做事優柔寡斷，在這裡體制的磨製下深感辛苦，也忿恨自己沒有時常和你連絡。我始終覺得，學問抱負上於你能道明心思，而不會招致不解。你對中學有很好的體察，卻對西學理路的複雜同樣充滿尊重。這兩者的能力必然是相通的。對人類普遍思想的變遷和其相互糾結滲入的影響去盡心的觀察和體驗，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因為尤其對於在海外讀書的抱負尚未完全的年輕人最難，我才會這麼說。道德價值、生活意義的安頓，都是主動上來叩門的問題）擁有這樣的心胸，然後無論站在哪一邊發言，都是高遠的。讀了你的信，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和你不能隨時隨地溝通，因為你在想我所想。讀你的信，如同在和自己交談。半年來的轉向和總合－無論和你的起點有多麼不同－竟開始因由相似的感受走在了相同的軌道上。

我很能明白你所講述的上海情境，在這裡時間越長，越發覺得國內的學術環境的不安，學者可能面臨的不易。這裡雖然時常淒冷，語言混雜中沒有扎實的疆界，但畢竟是“自然”的淒冷，而非相通語言喧鬧之中致命的孤獨。更為重要的是，若要安頓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我必然需要反思自我的價值道德等等諸多緯度，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可能，去釐清到底在我們所命名的傳統當中，對於一個身處在一個特定時空的個人而言，甚麼是那些構成了文明之間差異的不可化約的核心，而另外一些，是情緒的迷霧和後來的附會。在這樣的努力下，雖然有時苦悶，但和幾位教授的互相都不設防不探底的交流卻會讓人振奮。有時甚至相信，若不到異鄉，我無論如何也沒有能力去反思那些有關傳統和人類經驗的重要的問題，那些讓晚清士人一樣焦慮面對的問題，尤其是當我們眼看這些問題一步一步帶來今天可能更為糟糕的境地。劉和因由自己操異文化範疇和遣詞造句規範的困境，有了跨語際實踐的斷想，不論其做了多少，這點在我看來自然是真誠的。人生展轉之複雜都可以帶來學者心思之敏感。於是，詢問思想和社會轉型的學者，若不覺得這些問題也造成自己的問題，若不覺得這些命題也是直接作用于自己的命題，就似乎有失意義了。后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見解深入現代年輕人追問問題的方式中，但是因為容易誤解，往往向錯誤的方向行進。史學家可以有表達上的考量，但不應該是以販賣“過去之異鄉”隻言片語之好奇，就自成認同的群體，這樣的認同被其他學科嗤笑，自己也沒有站立的根基。在讀書的時候，我也開始寫一些方法論的思辨的東西， 讓自己敢於思考的響亮一些。也開始學習章可的抱負，撰寫中國經驗下的歷史認識論（褔柯自然是一個西方的好範本）。時間的距離感如何才能構成史學家借以站立和發言的根基？他們的著述如何才能成為有效的介入現實做出貢獻的形式？做內陸邊疆史的好友對我說，一次會議上，有同學竟然直接用滿洲人的一個手稿的照片懶惰地作為佐證自己結論的途徑，當台下人都投以驚奇的贊嘆時，她卻覺得史家用這些本來就是基本功的雕蟲小技博取認同，無法接收。這一點上我是認同她的。

歷史經驗和現象複雜如此，我們需要問問自己甚麼是重要的。你說“今日我们也处在（晚清以來）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背负这一历史使命。意识到这点，突然能够理解自己以前对于晚清史那种无可名状的乐之”，這讓我讚賞。“自己所學所思考必須是作用于自己的命題。” 這是我的歐洲思想史教授所告知的。身處異鄉，我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去觀察西方學術如何珍視和整理自己的傳統，無論是歷史的、文學、政治學的，知識的歷史的。從康德到當代的西方思想史是我備考的一個方向，這個方向給我一個珍貴的機會，將自己投入到一個傳統複雜的歷史形成中，進入他們的思量和情感。過去一段時間，我突然覺得尼采韋伯可以成為今天中國學人所能學習的榜樣，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如何建立研究的模式，而是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所從事與所在的情勢和未來的關係。從晚清康梁到後來的學術團體，我想也是在做相似的事情。韋伯重申尼采關於“良心”和“道德”的教益， 在新康德主義下認識世界為事實和價值兩分，並提倡用學者自己的價值介入混雜的現象界給予秩序，於是將尼采之哲學警語的工作用追求“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來實現。韋伯關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和社會政策的討論一直在腦海，讓我在重讀《新教倫理》一書時，不會去尋找一個所謂的歷史真實從而判斷韋伯的見識，而是以思想史的方式去追問：韋伯到底在做甚麼？他如何給出論斷？他為甚麼要如此觀察自己的方法和態度？這些問題幫助我將科學、專門知識的興起、自我文明的闡釋和歷史的梳理，都放入到一個具體細微的歷史經驗去想像並且建立起之間的連繫。細讀十八世紀以來德國唯心論者和二十世紀以來法國結構主義者的著述和行跡，並將他們放入歷史，于我而言，啓發很大。

於是當你說，你開始重新閱讀康梁，隱約體會到他們“中學化西學的衝動”，我很能理解。這個層面總是理解晚清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的起點。我開始重新從宋明讀起，看到了那些糾結于事功和修身的儒家以及他們對所處世界提出的問題，一個接納西方概念大舉進入之前的歷史經驗，其重要性在於，當學人在19世紀開始回應西方的時候，其發言的出發點會是甚麼？這些文字我們都可以閱讀，但是我們明白他們的思量和那個發言背後的歷史場景麼？若要思考這一層，無論是那個被“表象”和“實質”所劃分的歷史經驗的理論－－對后結構主義偏頗理解之後的惡果，還是那個被社會科學簡化的歷史經驗的理論－－如唯物主義的物質文化史，都不能提供真切的認識。（有趣的是，其實后結構主義被誤解的惡果和物質文化史走上唯物主義的老路有直接的關係，新的唯物主義史家可以因此在“現象”和“實質”的兩分下來做理所應當地做物質。）包教授的視野是我所見一般的歷史學家中少有的。我受益良多。他教會我們怎麼總合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的成果進入自己的視野，他讓我重新看待古人的世界，今人所做，今人之質疑，今人對於語言、歷史的看法，並不那麼“新”。劉知己、章學成、黃宗羲，今天不同的某某學派閱讀和解析文獻的方法，都在歷史長河里不同的時期出現過。為甚麼出現？借用甚麼樣的媒介出現？為甚麼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些是歷史的變化問題，以及“學”的概念的變化的問題。他也期望我能將二十世紀學者的命題和價值，納入歷史當中，包括以史學家面貌出現的學者，例如張灝等人。於是很讚賞你對晚清士人的感覺，“以中學化西學的一目的牽動，”這是很有見識的進入他們的起點。在我看來，自我東方化是萬萬不能掉入的懶惰陷阱，人們因此拒絕去看看自己文化經營如此長遠的邏輯，也就忘記了晚清士人在面對文明的巨大變化時所做的努力。因此另一方面，我開始補習學制、官制、稅制、疆域管轄，經濟生產等諸多問題里。在包教授的討論中，不同的同學負責一個方面，拼湊一個遙遠陌生，但是也不那麼陌生的世界。

在讀到你的信之前，我也在想一個相似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做？首先反對意氣的中西文化形態對立的論點－這對我們益處很少。其次給自己一個理性的站立根基和胸襟。甚麼是會有意義的命題，甚麼是迷霧。先找出他們的論述、思量、價值的提出，這些是人類語言和文化所賦予給人們的能力和行為，本身不代表甚麼中西對立的“文化形態”。然後，再去看待這些論述和命題本身的邏輯和所要達到的目的－－這些一定需要通過對這個文化和歷史的熟稔才能做到。很多史家對這樣的研究意氣用事地拋出民粹主義的論斷，並將此納入一個模糊的“借用西方概念說事”的不復責任的論斷，我尤其忿恨。在我看來只是沒有進入學術思考門徑的漿糊。這裡做事的學者各有風格，我所跟隨的四位導師各有自己對於學術意義的度量，也因此在從事非常不同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看到不同的世界，互相尊重。畢竟所謂“開放”社會，對學者益處不小。有反思的餘地才能有見解。問題不是在於陷入意氣之爭，這是膚淺和限於情緒的論點，更無法去體諒歷史之複雜。想到這些，我可能比你還要蠢氣十足。陷入微小的世界觀和情感世界並且因此自足的人們太多，你在復旦的感觸，我能體會。觀音的法力在於其願力無窮，那麼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去嘗試和努力。

最後，我願意提出和你不同的一點，我們做好第一步之後，如你所言，“澄清其真實想法和思維理路”，不能停留在“描述”和“剖析”上， 因為我們自己的闡釋，從來就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客觀的”澄清之上。如同韋伯說，“社會科學”之描述“真實”的價值，在於主動介入作為一個學人的價值。史學家的價值是在一個歷史平台上去總合的看待世界和當世人們的情感和問題，這是通過史學家自己的觀念和價值的優劣才能區分出好壞的。如同尼采，韋伯，哈貝馬斯，更加如同朱熹、乾嘉、康梁、章太炎，都在用自己的發言將自己放在這個傳統中。王汎森說，史學界需要有事務官和政務官，做好前者，向後者努力。另外，努力做一個好老師吧，蘇格拉底說教育如同“接生”，一個好的老師會引領你、幫助你把你潛在所想轉換為響亮的言語，因為自己受益于這邊的教授們太多，於是這也是我給自己的期望。

轉眼元宵節已到，望一切保重，思慮重是在所難免的，而遠方的言語則會撫平無謂的焦慮，慰藉彼此的旅途。

同門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