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之後的兩個星期，我都在回憶那兩小時的場景。他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在不斷地閃回。那兩小時是一場以傳報佳績而告終的儀式，還是一場五人之間智識之上對答的表演？也許，四位考官期許不同。b老師最貪婪，他要的是一場值得占據他和我的記憶的交鋒。

結果的確是這樣，它牢牢的佔據了我的記憶。考試當中，我將b老師提問的次序放在了其他三位考官之後。前面的一個半小時中，他等待著、儲蓄思緒。最終開始提問的時候，他迅速將先前考官那些表面上絲毫不相關的問題背後的知識和思路收攏，因此生成自己的問題，在和我的對答中剖析、切割，最後再收攏，提升為他的、也是為每一個在場觀眾所提出的問題。他苛刻、不容許我滑走，與他對答充滿著風險。但是我感謝他，因為他讓資格考試這個已經成為儀式的東西的形式趨向消亡，而讓儀式本身的功能－－提升並且確立彼此思想投入的價值－－凸顯。

考后的兩個星期，我去了威斯康新的田園，芝加哥的湖畔，而我沒有忘記帶著劍橋學派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將波考克的論文集，一本闡釋和總結其治學經歷的書。日間看到美麗的芝城天際線，出入57街滿懷芝大批判性學人氣息的舊書店，夜間則不自覺的進入和波氏的對答，似乎能夠幫我釐清那兩小時的經驗。他帶著半生的心得，我則揣著那兩小時的交鋒和一年來為其所付出的所有心智和感情的積累－－我自然是個微小的後來人。但是很快，我就發現了共識。我們都有強烈的意圖闡釋和反思自己在學理上的心得，我們把自己的、我們所閱讀到的他人的經驗哲學化，而更將歷史的緯度深入其中，構成一個思想者將他的經驗哲學化時不可缺失的支力點。我們共享對探討思想交鋒的歷史的興趣，並覺得其中暗藏一把能夠打開自己的鑰匙。

正如，在闡釋思想史家工作的技藝時，波氏果然借用了羅馬神話中、日後被黑格爾在闡釋哲學知識之反思意義的隱喻，那只Minerva肩膀上黃昏之時即會起飛的貓頭鷹。每一段進入視野的思想的歷史都是一次起飛后飛走的背影，每一次的起飛是對上一次的終結，更是延續，歷史由此通過每一個當下的意識而進入視野。於是，從歷史推及自己，那些經驗如此穩固地通過我的反思進入當下，我便知曉，有一只Minerva的貓頭鷹從我肩頭起飛了，我將自己置於了它的俯視之下。貓頭鷹，是因為“飛走”才讓人們望見的。

於是，我們並沒有一個連續的思想的歷史，或者說，它成不成為歷史，都在於它是否有被重申的那一刻，它有沒有放飛一直黃昏的貓頭鷹。x對於y有z這樣的影響和意義，這樣的命題本身並沒有價值（當然也許只有政治統治的價值）。波氏和b老師都在尋找一種他們眼中的歷史，一個可以標尺思考之維度的單位，而並非那個支持當下的秩序，為了儀式感的連續性和同一性而書寫的歷史。因此，如果思想的歷史只是存于大腦中一個個沒有統一形狀的圖紙（我相信是這樣的），那麼貓頭鷹起飛的那個黃昏的當下，就是我們不能放棄的著力點。在那一時刻，人們的語法和詞彙如同縫紉機的針腳，嗒嗒嗒不停地留下印記。b老師不要一件光潔無針腳可循的衣衫，他不在意完成儀式，而是要留下那些細密的針腳，其中有對答和啓發、更有懷疑的恐慌、有成功、更有失敗。面對60年代冷戰當中的法國局勢，Merleau-Ponty堅持拒絕在所謂“人道”和“集權”中做出對與錯的選擇。他於是求助思想的歷史，並將自己看作塑造這個歷史中的一員，聲稱：“思想的意義和價值，超過它生成和表達那一刻言語的本身命題和邏輯的正確與否。”如果他種有一棵思想的常青樹，那裡，不就是minerva的貓頭鷹深夜歇腳之處麼？我那微不足道的兩小時，也應該一直留存在那裡。

二
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我窺見思想之樹和夜間貓頭鷹的隱喻的時候，一些問題便接踵而來了。

荷尔德林曾經驚異于人類思想意識變遷之複雜，其複雜程度遠遠大于世界中我們稱之為“reality”的東西。尼采對此非常讚賞，用在自己《歷史的用途和濫用》一書中批評“歷史的用途和濫用”。這個歷史，正是我們上文說到的，尋求統一性和連續性的歷史。可是實際上，他生活的世界，並不是一個歷史意識強烈的世界，因為其現有的統治秩序並不在體制和道德上嚴重仰賴歷史掌故和儀式的認同。而他卻已經警覺于這不斷疊加的積極而毫無反思的歷史感所帶來的統一和平穩會遮擋人們的雙眼。他發現，一般的人們，只求要一件一勞永逸的毫無針腳可循的衣衫。而他永遠沒法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這樣的困境似乎是難免的。如果一個人總是能從“儀式一般幻覺的真實”中抽離出來，那麼他必然要和通過儀式來規範個體的社會敬而遠之，當然，代價就是，他沒有辦法再獲得儀式所能帶來的安全和滿足感了。我經常在一些儀式之後不斷地想，我並沒有由衷的快樂，而我也會懊惱，覺得沒有感到快樂就是罪過。老魚說，那些丟掉的快樂的確是找不回來的東西，為甚麼要強迫認可去挽留？聽到這句，我旋即認可並舒暢了。

幻覺的真實感的遺失，也就是絕對信仰的遺失，並不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人們總是將其歸咎於”現代性“，但其實它發生在每一個當下。“感覺不到快樂就是罪過”的論調，無奈地證明了我們所在的這個時空和體系，是一個多麼需要製造儀式、多麼需要安慰和獲得他人肯定之快樂的時代。可是，當一些公認的快樂的盒子從某一時刻被打開，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被波氏這樣的人肩頭的貓頭鷹而洞察的時候，回頭認可並尋找那個快樂，便是欺騙自己，同樣，用此推及別人，也更加麻煩了。我們的文明里沒有尼采，於是也沒有波氏這樣的後來人 。我們那些思想的常青樹和minerva貓頭鷹的棲息之地，始終被遮擋、被規劃、被再造儀式的光亮所掩蓋著。漆黑一片。

月前，從芝加哥回到波城。深夜，紅線地鐵之上，我和一個醉鬼流浪漢同坐一節車廂。我們都疲憊，有心頭事。我手裡捧著四本書：《新約新增翻譯》，盧梭《契約論》，史景遷《利瑪竇記憶之宮》，波考可《政治思想和歷史》。它們當中，一個是被稱之為文明之經典、其中每一枚詞彙都渴望被印證的文本，一個是暴露自己挑起論爭的文本，一個是隱藏自己以書寫故事為目的去解釋現實的文本，還有一個是將自己至於論爭之中而反思過往的文本。我開始做分類的遊戲：新約和史景遷的著作被我放在了一起，波考克和盧梭則歸成一組。歸根結蒂，歷史時空中的那些貓頭鷹們飛走的狀貌無非是如此的格局。史景遷的撰述在我看來隨《新約》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求得不露針腳的衣衫。只是在今天的時空里，類似于這樣的技藝不可能再如十二個門徒的講述有力量，徒剩那一挺脆弱的、只能仰仗主觀美感而被豎起和辨識的桅竿。

想到這裡，九年前入復旦時章老師的那句讓眾人都摸不到頭腦的話語突然出現在眼前：“歷史不是光，不是真理，而是對光和真理的讚美。” 他將此作為歷史系招生報考時給入學新生的第一課。這句話像極了波氏的看法：“思想史家必然是一個現代人（modern man）”。 我反覆掂量，章老師已經在幾年前的那個歷史時空種下一棵種子，這種子最終在我展轉哈佛園兩年之後、在那並不尋常于他人的考試中和b老師的對答中破了土。一只黃昏的貓頭鷹旋即起飛。考試結束時，走向門外的b老師停下身來，轉頭望著我，沒有了提問時苛刻嚴格的神色，一個鬼臉，輕聲道：“很棒”。

寒假里我一直掛念，到底應該如何給你敘述我的成長以及時常襲來的困惑－－這些終究複雜但十分快樂的情緒。我一直受累于自己的缺陷－－一方面沈溺于想法無邊無際、一方面做事優柔寡斷，在這裡體制的磨製下深感辛苦，也忿恨自己沒有時常和你連絡。我始終覺得，學問抱負上於你能道明心思，而不會招致不解。你對中學有很好的體察，卻對西學理路的複雜同樣充滿尊重。這兩者的能力必然是相通的。對人類普遍思想的變遷和其相互糾結滲入的影響去盡心的觀察和體驗，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因為尤其對於在海外讀書的抱負尚未完全的年輕人最難，我才會這麼說。道德價值、生活意義的安頓，都是主動上來叩門的問題）擁有這樣的心胸，然後無論站在哪一邊發言，都是高遠的。讀了你的信，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和你不能隨時隨地溝通，因為你在想我所想。讀你的信，如同在和自己交談。半年來的轉向和總合－無論和你的起點有多麼不同－竟開始因由相似的感受走在了相同的軌道上。

我很能明白你所講述的上海情境，在這裡時間越長，越發覺得國內的學術環境的不安，學者可能面臨的不易。這裡雖然時常淒冷，語言混雜中沒有扎實的疆界，但畢竟是“自然”的淒冷，而非相通語言喧鬧之中致命的孤獨。更為重要的是，若要安頓一個有意義的生活，我必然需要反思自我的價值道德等等諸多緯度，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可能，去釐清到底在我們所命名的傳統當中，對於一個身處在一個特定時空的個人而言，甚麼是那些構成了文明之間差異的不可化約的核心，而另外一些，是情緒的迷霧和後來的附會。在這樣的努力下，雖然有時苦悶，但和幾位教授的互相都不設防不探底的交流卻會讓人振奮。有時甚至相信，若不到異鄉，我無論如何也沒有能力去反思那些有關傳統和人類經驗的重要的問題，那些讓晚清士人一樣焦慮面對的問題，尤其是當我們眼看這些問題一步一步帶來今天可能更為糟糕的境地。劉和因由自己操異文化範疇和遣詞造句規範的困境，有了跨語際實踐的斷想，不論其做了多少，這點在我看來自然是真誠的。人生展轉之複雜都可以帶來學者心思之敏感。於是，詢問思想和社會轉型的學者，若不覺得這些問題也造成自己的問題，若不覺得這些命題也是直接作用于自己的命題，就似乎有失意義了。后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見解深入現代年輕人追問問題的方式中，但是因為容易誤解，往往向錯誤的方向行進。史學家可以有表達上的考量，但不應該是以販賣“過去之異鄉”隻言片語之好奇，就自成認同的群體，這樣的認同被其他學科嗤笑，自己也沒有站立的根基。在讀書的時候，我也開始寫一些方法論的思辨的東西， 讓自己敢於思考的響亮一些。也開始學習章可的抱負，撰寫中國經驗下的歷史認識論（褔柯自然是一個西方的好範本）。時間的距離感如何才能構成史學家借以站立和發言的根基？他們的著述如何才能成為有效的介入現實做出貢獻的形式？做內陸邊疆史的好友對我說，一次會議上，有同學竟然直接用滿洲人的一個手稿的照片懶惰地作為佐證自己結論的途徑，當台下人都投以驚奇的贊嘆時，她卻覺得史家用這些本來就是基本功的雕蟲小技博取認同，無法接收。這一點上我是認同她的。

歷史經驗和現象複雜如此，我們需要問問自己甚麼是重要的。你說“今日我们也处在（晚清以來）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背负这一历史使命。意识到这点，突然能够理解自己以前对于晚清史那种无可名状的乐之”，這讓我讚賞。“自己所學所思考必須是作用于自己的命題。” 這是我的歐洲思想史教授所告知的。身處異鄉，我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去觀察西方學術如何珍視和整理自己的傳統，無論是歷史的、文學、政治學的，知識的歷史的。從康德到當代的西方思想史是我備考的一個方向，這個方向給我一個珍貴的機會，將自己投入到一個傳統複雜的歷史形成中，進入他們的思量和情感。過去一段時間，我突然覺得尼采韋伯可以成為今天中國學人所能學習的榜樣，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如何建立研究的模式，而是他們如何看待自己所從事與所在的情勢和未來的關係。從晚清康梁到後來的學術團體，我想也是在做相似的事情。韋伯重申尼采關於“良心”和“道德”的教益， 在新康德主義下認識世界為事實和價值兩分，並提倡用學者自己的價值介入混雜的現象界給予秩序，於是將尼采之哲學警語的工作用追求“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來實現。韋伯關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和社會政策的討論一直在腦海，讓我在重讀《新教倫理》一書時，不會去尋找一個所謂的歷史真實從而判斷韋伯的見識，而是以思想史的方式去追問：韋伯到底在做甚麼？他如何給出論斷？他為甚麼要如此觀察自己的方法和態度？這些問題幫助我將科學、專門知識的興起、自我文明的闡釋和歷史的梳理，都放入到一個具體細微的歷史經驗去想像並且建立起之間的連繫。細讀十八世紀以來德國唯心論者和二十世紀以來法國結構主義者的著述和行跡，並將他們放入歷史，于我而言，啓發很大。

於是當你說，你開始重新閱讀康梁，隱約體會到他們“中學化西學的衝動”，我很能理解。這個層面總是理解晚清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的起點。我開始重新從宋明讀起，看到了那些糾結于事功和修身的儒家以及他們對所處世界提出的問題，一個接納西方概念大舉進入之前的歷史經驗，其重要性在於，當學人在19世紀開始回應西方的時候，其發言的出發點會是甚麼？這些文字我們都可以閱讀，但是我們明白他們的思量和那個發言背後的歷史場景麼？若要思考這一層，無論是那個被“表象”和“實質”所劃分的歷史經驗的理論－－對后結構主義偏頗理解之後的惡果，還是那個被社會科學簡化的歷史經驗的理論－－如唯物主義的物質文化史，都不能提供真切的認識。（有趣的是，其實后結構主義被誤解的惡果和物質文化史走上唯物主義的老路有直接的關係，新的唯物主義史家可以因此在“現象”和“實質”的兩分下來做理所應當地做物質。）包教授的視野是我所見一般的歷史學家中少有的。我受益良多。他教會我們怎麼總合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的成果進入自己的視野，他讓我重新看待古人的世界，今人所做，今人之質疑，今人對於語言、歷史的看法，並不那麼“新”。劉知己、章學成、黃宗羲，今天不同的某某學派閱讀和解析文獻的方法，都在歷史長河里不同的時期出現過。為甚麼出現？借用甚麼樣的媒介出現？為甚麼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些是歷史的變化問題，以及“學”的概念的變化的問題。他也期望我能將二十世紀學者的命題和價值，納入歷史當中，包括以史學家面貌出現的學者，例如張灝等人。於是很讚賞你對晚清士人的感覺，“以中學化西學的一目的牽動，”這是很有見識的進入他們的起點。在我看來，自我東方化是萬萬不能掉入的懶惰陷阱，人們因此拒絕去看看自己文化經營如此長遠的邏輯，也就忘記了晚清士人在面對文明的巨大變化時所做的努力。因此另一方面，我開始補習學制、官制、稅制、疆域管轄，經濟生產等諸多問題里。在包教授的討論中，不同的同學負責一個方面，拼湊一個遙遠陌生，但是也不那麼陌生的世界。

在讀到你的信之前，我也在想一個相似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做？首先反對意氣的中西文化形態對立的論點－這對我們益處很少。其次給自己一個理性的站立根基和胸襟。甚麼是會有意義的命題，甚麼是迷霧。先找出他們的論述、思量、價值的提出，這些是人類語言和文化所賦予給人們的能力和行為，本身不代表甚麼中西對立的“文化形態”。然後，再去看待這些論述和命題本身的邏輯和所要達到的目的－－這些一定需要通過對這個文化和歷史的熟稔才能做到。很多史家對這樣的研究意氣用事地拋出民粹主義的論斷，並將此納入一個模糊的“借用西方概念說事”的不復責任的論斷，我尤其忿恨。在我看來只是沒有進入學術思考門徑的漿糊。這裡做事的學者各有風格，我所跟隨的四位導師各有自己對於學術意義的度量，也因此在從事非常不同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在看到不同的世界，互相尊重。畢竟所謂“開放”社會，對學者益處不小。有反思的餘地才能有見解。問題不是在於陷入意氣之爭，這是膚淺和限於情緒的論點，更無法去體諒歷史之複雜。想到這些，我可能比你還要蠢氣十足。陷入微小的世界觀和情感世界並且因此自足的人們太多，你在復旦的感觸，我能體會。觀音的法力在於其願力無窮，那麼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去嘗試和努力。

最後，我願意提出和你不同的一點，我們做好第一步之後，如你所言，“澄清其真實想法和思維理路”，不能停留在“描述”和“剖析”上， 因為我們自己的闡釋，從來就不可能停留在一個“客觀的”澄清之上。如同韋伯說，“社會科學”之描述“真實”的價值，在於主動介入作為一個學人的價值。史學家的價值是在一個歷史平台上去總合的看待世界和當世人們的情感和問題，這是通過史學家自己的觀念和價值的優劣才能區分出好壞的。如同尼采，韋伯，哈貝馬斯，更加如同朱熹、乾嘉、康梁、章太炎，都在用自己的發言將自己放在這個傳統中。王汎森說，史學界需要有事務官和政務官，做好前者，向後者努力。另外，努力做一個好老師吧，蘇格拉底說教育如同“接生”，一個好的老師會引領你、幫助你把你潛在所想轉換為響亮的言語，因為自己受益于這邊的教授們太多，於是這也是我給自己的期望。

轉眼元宵節已到，望一切保重，思慮重是在所難免的，而遠方的言語則會撫平無謂的焦慮，慰藉彼此的旅途。

同門于文

至少可以確定，你離開的那一刻，應該是不恐懼的。朋友們說，臨死前的幾天，你寫信說要積極重返生活，回到倫敦。自殺的可能性排出了之後，人們判斷，你可能是為了抓住那個被再次襲來的恐懼所淹沒的希望，吞嚥了幾倍於平日劑量的amitriptyline，一種抑鬱症的處方藥。 於是你離開了，我希望那一刻，那蔓延的恐懼被你抓住了。

你離開的時候，甚至連一場被錄製的表演也沒有。我回頭看，你只有靜止的黑白色鏡頭。我想你一定知道Blake筆下的吟遊詩人，那個歌唱“體驗之歌”的。

嗯，的確是這樣。人們說你修英國文學，你喜歡他。我聽出來，是從你的cello song，你要騎著海浪的冠子駛向天際；倫敦mayfair裡降下的雨水和肥碩的灌木，還有你的粉紅色的月亮。我唸給你聽。用最柔軟的聲音。因為你對我們，也是這樣。

Songs of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Blake

Hear the voice of the Bard,
Who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sees;
Whose ears have heard
The Holy Word
That walked among the ancient trees;

Calling the lapsed soul,
And weeping in the evening dew;
That might control
The starry pole,
And fallen, fallen light renew!

‘O Earth, O Earth, return!
Arise from out the dewy grass!
Night is worn,
And the morn
Rises from the slumbrous mass.

‘Turn away no more;
Why wilt thou turn away?
The starry floor,
The watery shore,
Is given thee till the break of day.’

Blake的詩人歌唱，倫敦的哭聲和叫賣聲、掃煙囪的孩子，集聚城市上空的陰鬱人類的抽象和意識，都給彼此顯示出一個可以描摹的形質——影射出彼此的面孔。我聽的出，你也是這樣。你的那些名字，那些沙粒和花朵，那些不同的樂器的姿態，還有你的音符，互相撫摩、擦拭出對方的光亮。

你的體驗之歌，和布萊克尋找的那些，都來自一些古老的種子，（誰又不是呢，離開這些還有什麼？）但是你得承認，它們卻在不同的空氣和土壤裡濕度裡抽枝發芽。你眼下的那些姿態、那些聲響，你喜歡的，你厭惡的，你不能抵賴，是它們讓你出生。你需要空氣，無論它們多麼的稀薄和貧瘠。

從這些歌聲裡，你是不是已經想到，我們歌唱的到底是什麼？人們的荒唐在於，不認真的時候不去想，太過認真，就想不明白，我們的體驗，浸泡在一條巨大的慢慢流淌的河水裡。語言，象徵，政治，情緒，那些個人們現在經常說的詞彙，都在其中。更多的時候，它們就像一些不斷打製的膠盤，我們都被一根讀取數據的鋼針敲擊。區別在於，你用自己的速度，劃出自己的軌道來。我時常在想，如果你走出這張膠盤，知道這個軌道的來歷和頂針的構造，會不會讓你知道如何挪動自己？會不會讓你活得久一些？

你沒有離開。你闡釋和思考它們，那些所有人的膠盤，不是所有人都在做這些費心的事。你尋找旋律、詞彙、故事之間的秘密，因為你是詩人。今天的詩歌不再歌唱，那秘密被一些別的甚麼東西所彰顯或者隱藏。而你回到口吻、音符，笛子和弦樂的對話當中。人們通過你喜歡布萊克來說你接納“英國浪漫主義的傳統”，這話沒錯，不過不能讓我更加認同你。你和他們一樣尋找詞彙和事物的道理，他們鍛造你對他們的認識，然後是對自己的認識。就像是我剛才說的，他們給你空氣，你決定把它們化作淚珠，或者澆灌花朵的雨水。可是，你也執拗地挪動和刻划自己的那一張。你的時代，那些留聲機的指針，讓你成了卡夫卡。誰又說卡夫卡沒有聽到過體驗之歌呢？我想到了他，因為我聽了你的那一首飛翔 （fly ）。Blake升上天空的姿態，你分享不了，因為你已經打心眼裡認可，如果飛翔，你就要屏住哭泣（他沒有這樣的假設）。哭泣，只有你的空氣才能供給你的水分。濕度太大，你的翅膀太沈。

River Man

Betty came by on her way
Said she had a word to say
About things today
And fallen leaves.

Said she hadn’t heard the news
Hadn’t had the time to choose
A way to lose
But she believes.

Gonna see the river man
Gonna tell him all I can
About the plan
For lilac time.

If he tells me all he knows
’bout the way his river flows
And all night shows
In summertime.

Betty said she prayed today
For the sky to blow away
Or maybe stay
She wasn’t sure.

For when she thought of summer rain
Calling for her mind again
She lost the pain
And stayed for more.

Gonna see the river man
Gonna tell him all I can
’bout the ban
On feeling free.

If he tells me all he knows
About the way his river flows
I don’t suppose
It’s meant for me.

Oh, how they come and go
Oh, how they come and go

這是你讓我認識了你的歌，你寫的時候，你只有21歲。你就這麼來訪，給我說一件事。你的一天，還有那些落下的樹葉。 26歲你離開，26歲我聽到你的歌和你的問題。在這條緩緩流動和沖刷的大河邊，我和你呼吸，在相似的濕度裡。可是我的岸邊，我生長的岸邊，沒有riverman，我也沒有這個開處方的醫生。我興許一樣憂傷，但它沒有名字。

於是我明白，你要承諾給他，你可以找到那個那一樹丁香花開放的時節，你沒法等候。你那麼坦誠，你說，你到最後都沒有辦法決定，想讓頭頂的天空飄散，還是留下。你沒有撒謊的能力，因為你品嘗得到，那些從天空滴落的夏日雨水的甜美，你仰頭張望，Blake也曾張望，在寫下體驗之歌的時候－－它們來自那一片你們共有的天空。

你知道真正殘酷的是什麼嗎？我們也許不再開出大劑量，我們可能會慢慢地，把那個刻划你的那一枚鋼針卸掉－－這些都需要時間，嗯，難過的是，時間。可是我不得不認可的是，奇特的在於，如果沒有那一切，你也許至今是一個健康的耳順之間的老人，而我，也不曾聽過你的那只歌。

這都不是你的錯，誰讓你是詩人。你有手鼓，你有弦樂，你更有拍打和撥動它們的美麗手指。在你的當下，正如一個德國的老頭子所講的那樣，你看到的是，呼吸的是，一個“融合的地平線。” 對，就是那個已經滲入你所有面孔和眼光的如何也清楚不了離開不了的、閃著微光的茫茫暮色。

我們沒法責怪我們的呼吸。如同你說地，小聲羞赧的說地，“她說她之前沒有得到消息，也就沒有來得及做決定。這一切都是失去。” 你不停地問，他們是如何來的，又是如何離去。我們也許都知道，美好的，逝去的，也許是那個時代，那個惟一的，一個小島上的時代。在你想瞭解的那條大河中，有一支緩緩來自那個遙遠的、半靠著陸地的小島。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呢？我想啊，在那個時代裡，看管河流的人，還可以是那些像你一樣歌唱體驗之歌的吟遊詩人們。他們還遠遠不會打製和復制膠盤（瞧瞧，和你多像）。你還記得布萊克體驗之歌的最後那一段麼，古代詩人們的聲音？

Songs of Experience–The Voice of The Ancient Bard
by William Blake

Youth of delight! come hither
And see the opening morn,
Image of Truth new-born.
Doubt is fled, and clouds of reason,
Dark disputes and artful teazing.
Folly is an endless maze;
Tangled roots perplex her ways;
How many have fallen there!
They stumble all night over bones of the dead;
And feel–they know not what but care;
And wish to lead others, when they should be led.

對，我被你帶走，或者並不被你帶走。因為，他們歌唱的體驗之歌，是肯定和飽滿的快樂或憂傷。而你，歌唱的，已經是一隻關於體驗之歌的歌，單薄，蕭瑟，安靜，如同那個融合在我們所有人視野前方的永遠也辨識不清楚的人類的暮靄。你已經不能唱出那些飽滿的快樂和憂傷。當你讓我知道了這點之後，我被你的單薄的聲音和你的詢問所感動。它們是真相，而虛飾的飽滿在這樣的暮靄下，並不是。你離開四十年後，那些不是真相但是製造真相的，已經太多太多。

就是這些讓我認識了你，讓我看到你時眼眶濕潤。你弭足珍貴。你把悲傷和蕭瑟的歌唱地如此閃亮；真相，在詞語和旋律的魔方中，變得柔軟。但是我決定不被你帶走。我會去尋找我的那一張膠盤，閱讀和觸摸。我會先把它卸下來，從唱盤機的鋼針下，抵觸那不經撫摸和閱讀的、越來越深的劃痕。我想有一天我總會在什麼地方碰到你，和你說說，我的指尖都觸到了些甚麼。

這一次走過小鎮中心，要比上次熱鬧些，城里有復活節的氣味。房屋外時而有爬上房頂的人造大蜘蛛，時而有張牙舞爪嚇唬鄰居索要糖果的孩子的吸血鬼。城里都是中年朝上的人。城中心的灰色墓地和金色樹葉已經沒有上次和邊和來看到的綺麗。店裡店外，是來自中國大市場的人們所沒有見到的情意。天氣轉涼，毛線帽、長統靴，雨鞋。若說小鎮過去是甚麼人甚麼人的住地，我們會想到不少。梭羅自然可愛，艾默生儒雅，霍桑睿智。再多一些就有附會的嫌疑－－事情是真實的，敘說的情感和媒介很有可能是附會的。我不喜用本行擅長搜尋舊日往昔（容易把自己置於附會的情感中），於是細細觀看身邊的買賣、問候、身穿蜜蜂翅膀的小丫頭，小鎮居民們圖書館的忙碌，稍稍矜持的微笑，卻是可以端詳出不少的東西。

在城中心的圖書館，我們蹲在外國語兒童書籍旁，想探探孩子們讀一些甚麼書。我們看到我孩童時他孩童時分別讀過的故事，用我孩童時的語言，用他孩童時的語言。一個中年的圖書管理員經過。安被認為法國人，我被認為日本人。我倆悻悻走開。於是開始討論開來，法國人日本人到是挺配，沒聽說過法國人和中國人，抑或是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於是就又心安理得起來。一起稱道，小鎮圖書館的老圖書館員有看人的見識，能辨大洋兩岸的氣質，沒說中國人和法國人，或者日本人和意大利人，於是讓人覺得妥帖。

瓷器店兼具畫廊，女主人有平仄起伏的英式語音，指點掌故時卻有老住戶的風範。街對面是同樣大小門臉的糖果店、老樣式的服飾店、裁縫店，全然不同都市，卻能想見一個最初匯集歐亞于此的聚居地的生長。我們跨過去馬路，街對面有清倉的鞋店。樣式再新，于我而言，在這樣的店子里也顯得土氣，而且出奇的便宜（真正的折扣，原價的三分之一再一半）。經安解釋，這些女士高跟鞋來自歐陸兩國，做工誠懇精良，用老式的機器、傳統的縫製。我們付了錢，他堅持讓我拿下三雙，於是為我付了一雙，我兩雙。他比我要激動，雖然這買賣于我也是頭一遭。他習慣了小作坊小店面，於是可以辨識出小作坊小店面的價廉物美。我便順著他的興奮採摘一個於是于我也快樂的果實。

我們走向車站，鐵軌前一起朗讀我倆都沒有去過的伊斯坦布爾。此時四處靜寂，“瓦爾登湖”已經拋在腦後，湖面樹影湖底樹葉卻總在眼前。這裡有梭羅街、但總不至於總要讓自己活在梭羅、艾默生保護之下的。一代一代都在變，一代一代援據的東西也在悄悄的變，越變，一個傳統就越製造和顯現。這個傳統讓人闡釋那些販賣來的優良的皮鞋，讓我們所幸可以不記品牌和名頭，只用如此稱頌：兩雙豔麗的意大利牌，一雙結實的德國牌。不知道梭羅走進小樹林的時候，穿的是大西洋對岸哪裡製造來的鞋子。

於是，在鐵軌前坐下等火車之前，我們都沒有忘了興奮地再次打開白色盒子偷偷看，兩雙豔麗的意大利牌，一雙結實的德國牌。

在這個過程中，我在不斷鑄造一個思考中的自我，一個和自己對話，給自己興奮點，不斷推向概念和文字之極致的自我。而這輛自我鑄造的機制，是中國古文獻中沒有的，清晰可辨的是，這個自我，是柏拉圖岩洞中人影的實體。這兩種誰都沒有錯。有趣的是，我越這樣實踐，越這樣獲得安全感和快樂，這種“方式”就越真實，就越成為不可動搖的真理。（所以尼采要把根埋在蘇格拉底那裡，但是尼采並沒有看到這個柏拉圖至高實體可能給這些以積極思考為業的人帶來的快樂）

尼采所描述的痛苦不是一直常在，更不是一個對所有人都存在的結果。這半年的意義在於，我開始嘗試自己的機制。一個自我在思考、判斷、分析，另一個自我在主動和積極地做相反的事情－－不reason，不用抽象和結構性概念，而用身體，用感官，用節奏，用愛情。一個自我是康德，另一個自我在實踐晚期海德格爾。我不是尼采的超人，我是一個努力給自己尋找出口和快樂的個體。我並不自稱自己擁有一個想像中的東方思維的楔子支撐我（沒有這樣一個楔子），但是對這個楔子的想像，卻可以幫助我獲得一個尼采認為被蘇格拉底埋葬掉了的意義。

這輛個自我在哪裡連接？如何影響對方，是一個有趣和值得觀察的問題，更是一個可以用來思考思想史和社會經驗關係之演進的嘗試。而在我自己身上，我驚異地發現，當一個自我越快樂，另一個我就越發躍躍欲試的、搭建一座又文字和概念建造的世界；反之，更是亦然的。

我做到了，我讀，老師們讀，上課時，放學后，一次一次，面對所有的同學。我聽到別人朗讀，我的家人，我的房屋，我園子里的一棵樹，我聽到的是自己喘息，還有同學們的輕輕的歎息。時間停止一般。

昨夜熄了燈，黑暗中，安問我，我們為甚麼需要散文和小說的敘事。如果都可以用詩歌來表達一種凝結的情感，我們為甚麼還需要散文敘事來稀釋情感。我開始搜尋大腦，開始習慣性得用歷史化來降低討論的難度，但是他打斷了我進入文學史和思想史的企圖。於是那些自己過去還在用稿紙寫作文的那些日子就出現在眼前。

他把他的希臘之行都濃縮在一首關於尤利希斯對時間的提問的詩里。我則把印度和日本都裝在了我鏡頭和敘事的形跡里。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各自朝向甚麼，為甚麼會有這樣不同的情感的體式？

我想起爸爸，想起他的詩，他說文句需要呼吸；我想起他的散文，因為對敘事方式的思考，他把意象本身變成了容許情緒輕微蔓延開去的空間。想了很久之後，我對安說，這是兩種相互不能缺少的情感，但是它們並不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程度，它們無法取代對方。就像哈代和博而赫斯站在兩端，它們不會成為彼此。世上怎麼都會有這兩類人和情感，誰也不比誰更真實。北宋南宋吵翻天，蘇軾借《論語》中一句“詞達而已”而闡明文即是道，朱子則秉持《左傳》中一句嚴格的“言之無物，行而不遠”而視蘇家父子之說為壞人心術的毒藥。這兩種思路，有著各自真實意義的深遠。只是詩歌更加能夠容許“詞達”就夠，敘事自然會有要包住形跡的要求。

那麼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審視那些沈溺于“詞達而已”的詩，和那些糾結于“物之遠近”的敘事？木心說“如果愛一個世界就有寫不完的詩，那麼並沒有這樣一個世界。”我將其改動， “如果愛一個世界就有寫不完的詩，那麼並沒有這樣一種愛。”如果詩人不愛，那麼就沒有詩。但是愛太多，也沒有詩。偉大的詩，不只是情感牽著你的手，不是“賦”和“比”而已，要“興”才可。“興”的好壞，來于思想。於是，詞達不達，行的遠不遠，都在這個節骨眼上。

“達”和“遠近”本應該是文化的概念，這意味他們受限於傳統和語言的不同，也許只是中國思想里的子話題。朱子說詞科壞了心術，道學家的恐懼可以同情地聯想到中文的表意中讓人驚恐的自由，蘇軾因此可以用“詞達”就“而已”來涵蓋“物之妙”。西方詩歌與敘事文體的爭論自然有自己的脈絡，但卻有可比對之處。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們用情感把自然鎖在了自己慾望所“達”的“詞”里，一個在世俗化軌道上繼承了拯救意識的情感而被神聖化了化的自然，因此就顯得似乎無比真實溫暖和確切。

可是在我看來，這兩種氣力都是不夠的。思想，不單純因為努力去投射和綑綁“物”來反饋自身而獲得美感，與物的間隔，使它有了能夠控制情感脈搏的結構，而正是這樣的結構的合法性給人以美感。這個合法性從何而來？它提示我借用康德的認知先驗形式的概念，一個人類共享的結構。雖然，這個先驗形式讓後來的哲學家們苦苦闡釋、並且在根本上造成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的出現。可是今天，這些不同來路的人，誰也說不清楚那是甚麼。在這個意義上，偉大的詩和敘事，卻可以成功地用文字去抵達這個思想的美感得以成立的先驗形式，體驗著它的存在，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們，是那樣的寶貴。

因此，思想之美的不同形式，我對安說，讓詩和敘事這兩種情感的體式都充沛和長遠。這些東西讓我還在用稿紙寫作的時候就開始著魔不已，而著魔中的自己，那時卻並不知曉。

那些同樣著魔于此的人，心理清楚，隱藏在語法序列和詞彙表徵之中，有一個近乎于先驗的審美的抵達之處。經歷思想的過程是那麼的殘酷，因為文字的結果如鏡子一般坦誠，在完成的一瞬間，便已了然，若結果是蒼白和匱乏，這是“達”不了也行不遠的事實是如何也抵賴不掉的，但狼狽逃跑之後，不能忘記再回來，

Grant me a soul to which dullness is naught,
knowing no complaint, grumble or sigh,
and do not permit me to give too much thought
to that domineering creature called the “I.”

摩爾這樣說。

角落的口紅展櫃前，一個踮著腳尖十岁大小的金髮女孩，左手端著鏡子，微微瞇著眼睛。右手手指在一盤子紅色上跳躍。鏡子一定喜歡她，任由她端詳。嘴唇微合，飽和的紅，蓬鬆的卷髮，一個完美的45度側面，從顴骨到下巴，鏡子说，”你是完美的。” 但她似乎并不在乎要一个答案，始終始終端詳者自己。很多個似乎已經要完成的瞬間，一遍一遍地重複。

我望着她很久，看到一種不可分解為概念的情感的過程如何充满存在的意義。嘴唇上的紅色并非外在于她和镜中自我的物質。意識着、并且不可抑制地應和着面孔的美，成為一種堅持進行的體驗身後的支撐點。這個美，似乎是關於自己如何借用著世界反觀自己、不断得到驗證之後的、每一個“此刻”下不斷迎來的震撼。一個不断地獲得滿足的、不忍停下的進程中的情感。鏡中呈現的，是一個不能建立在个体認知和外部世界分立存在的渾然一體的世界。

二
這大概是黑格爾想要給出的解釋。他卸掉康德努力証明的認知的祕密，拒絕認可任何例如鏡面形式的帮助認知达成的存在。認知自我，被類比成藝術的創造，被他埋進鍛造岩石成為雕像的寓言，一個期待著完成那一剎那到來的寓言。這個自我，不是鍛造的進行，不在那塊黑漆漆的材料里，而在完成的那一刻，是真理和美，隨著一個整體的自我的建造成功，而到來。於是歷史和其中經歷地每一個點滴的經驗，都是了一塊如岩石一般必須經過妥協、克服、最後才能被我們接納的材質。可是讀他的時候，我滿心的問題，眼前不斷縈繞著金髮女孩兒鏡中幼小的沈醉的臉。

他是多麼珍視這個自我的總體性的完成過程，以致於看不到在那個進行的過程里，一個一個不可重複的、充斥在我的經驗中的瞬間。“主客”鍛造的意象“斷送”了黑格爾的體系的精密，歷史因為這個總體性的結果的追求，成為一個可以抓的住拾的起的被中文翻做精神的東西。也讓黑格爾的歷史，成了大學講堂里面老師學生不得不面對，不得不深入解釋的尷尬。尼采發現，在一個主客本身就分裂的根基上、極端推演建立而來的、解釋意識之存在的整體訴求只可能坍塌，於是，他用詩的語言，開始重新建築整體。他似乎就站在那金髮女孩子的對面，直述那張沈醉的臉。然後講述那些每一個都是完成的瞬間，給它們像注入泉水一般注入儀式的美感。當雅斯貝斯不可理解地對問海德歌爾說，那個瘋狂排擠猶太人的小鬍子連智力都不足時，海說，我們不用在乎他的智力問題，只用看他那一只揮動地美麗的手。

三
一雙因為瞬間而獲得美感的手，如何就能取代先前那個岩石雕像鍛造之後的承擔著理想之理性光輝的完成的美？是甚麼可以足夠強大，成為支持思想和審美之道德的支力點？

我的幸運在於我生活的時代。我不需要辛苦的為自己的思考、體驗、審美，尋找這樣的一個支力點。我苦苦地想那些傳遞下來的問題，我努力地打開生活中每一個可以進入的縫隙去體驗。可是就在一個偶然的瞬間，我猛然地意識到了自己身處的時代，和因由其所允許的、可能地展轉而獲得的幸運。

昨晚，安則打開我寫給他的生日卡片，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淚光。我不敢直視。我怕看到我的淚水也在眼角徘徊。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塗滿了口紅的孩子，在若干個若干個過去的神聖的瞬間，我意識著、體驗著到我的存在，我被自己無端地震撼，我沈浸在自己的目光里。因為他的面孔在那裡，是那面我一直安靜地端詳著的，鏡子。

右邊的男孩子用鋼筆畫畫，無法名狀的線條。本來打好底紋的筆記本，慢慢成為了一個擠滿了小徑的迷宮。一邊畫一邊找出口，找到一個出口以後，不忍心，就繼續加。這樣出口就給堵上了。然後，繼續找，繼續畫，最後終於成為黑漆漆的一大片。gordon說放課的時候，男孩子已經成為了爬進自己迷宮的人。半天沒出來。

迷宮的第一筆就那樣一點一點被纏繞在了最中央。M論文卷首的那句尼采箴言躍然眼前，“人們從思想的園子里面挖出來的，往往是自己埋進去的東西。” 我的問題是，若我直接面對最後的那一大片，便並無所謂，我可以不理不睬，也可以去和他一起找找出口。可是問題在於，我坐在了這樣一個地方，硬是目睹了這個變成密密麻麻的全過程。我該如何？那麼多的迷宮，就這麼樣地，都成了我的嚴重的、具有道德意義的問題。

這是過去的用法了。現在的意大利年輕人已經不用他表達”行走“的意思。正如我們所了解的，它的語境，多出現在concerto的第二樂章的抬頭。中文里，我們給它一個美好而專業的名字－－柔板，抑或慢板。於是，我們得以知道adagio，是通過一種曲調的樣式，一種提示感受的紋路，或者說，是一種已經通過被形塑、描摹而固定下來的、儀式般的情感。

這些可以被描摹的情感起初起伏在17世紀威尼斯、巴黎宮廷里的貴族們中閒。當Corelli開始把情緒固定在音符、和絃對話的線索，以及樂章結構劃分的標尺上時，意大利時代還沒有被德國音樂家們接管。他們都在巴赫之前。adajio就是差不多在這時，從一枚威尼斯人描述”慢慢行走“的動詞，成為第二樂章的尺度。

生日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倚在床頭，被一種莫名恐慌淹沒。Corelli的同時代人Albanoni的一段d小調雙簧管協奏曲的第二樂章從40秒鐘開始，一隻高音踩著慢板向我走來，比巴赫小提琴上的g弦更加綿長，我不可抑制地叫喊出來，似乎不能相信一個現代人的情感怎麼就可以隔著三個世紀如此唱和，那時的歐洲，哥白尼剛剛把天地掉轉，可是《純粹理性批判》里面的自我，還要再有半個多世紀的路才會走來不是麼？那些發現和絃、音階中隱藏著可以用數學解密的聽覺的和諧的人們，把情緒的符碼裝進結構，策劃著作為聽者的我的感受。他們比德國時代的到來，都要早。

安則從碟片機旁大步跨到我身邊，與我一起坐在了雪白的床單上。

我問，除了貴族們，還有誰能輕易聽到這些樂章，它們為誰而做？ 在17世紀的“意大利”，安則說，音樂家還不怎麼給眾人演奏的時代里，卻有一個例外，威尼斯牧師Vivaldi，孤兒們被他組織起來，學習演奏，就在城市的廣場上。已經滿臉淚水的我趕忙說，那麼第一樂章結束，小憩一下，慢板開始的時候，孩子們從Vivaldi的眼神看到的，或許是：“現在讓我們開始，慢點走。”

這個adagio成為格式之前的”前史“、以及隨之聽到的那時的樂章，讓我欣慰。當我再次傾聽這一段，在這麼一天，似乎不再感受到有一種被規劃的震動。我聽到一個細緻的原由，一個老人們還在念叨的原由。是一些人，在我匆匆出門，時光飛轉前行之時，叮嚀于我的，“慢點走。“